□戴若冰

(资料图)

“1988年3月17日，星期四，晴。上午，肖书记组织开会，研究慰问建设村贫困党员问题。会后，交纳党费5元。”

读到四弟生前的最后一篇日记，我脑子里冒出一个奇怪的想法：如果他活到今天，他已经缴纳了多少党费？

四弟写日记，是从他在部队入党宣誓的那天晚上开始的。那些日记，回顾了他写入党申请书的经历，记录了他经受组织考验的故事，抒发了他终于成为一名光荣共产党员的激动和喜悦的心情，表达了要永远跟党走，随时随地以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信念和决心。

不久，他把那些日记改写成一篇散文，以《我终于入党啦》为题，发表在某刊物上。

四弟读中学时是语文课代表，写得一手好字，作文也写得不赖。学校的黑板报经常是他的手笔，校刊上也经常有他的“作品”。为此，一位同学半开玩笑地说：“戴震是校刊主编，‘近水楼台先得月’，一点儿都不奇怪。”他听了也不生气，坦然地说：“我的文章确实写得不够好，发表出来，也是供大家‘批判’的嘛！”

可还没有等到同学们“批判”他的“作品”，他却把一位同学写的《我爱工人》批得“体无完肤”。

事情是这样的：在一次作文课上，语文老师布置的作文题目是《我爱……》。四弟班上有个姓刘的同学写的是《我爱工人》。这篇作文写作者去了一次重庆，见证了城市工人的工作和生活，他羡慕工人们洁白的衬衫和铮亮的皮鞋，羡慕霓虹灯下那宽敞的篮球场，羡慕那明亮而温暖的淋浴房，羡慕职工食堂那雪白的胖馒头、甜蜜的八宝粥、喷香的清蒸鲫鱼……

四弟读了刘同学的作文，认为不写工人们为国家建设所作的贡献，不写工人们积极进取、勇攀高峰的品质和吃苦耐劳、乐于奉献的精神，只写工人们优越的物质生活，立意不高，格局太小。于是经语文老师同意，四弟写了批评性文章《略谈<我爱工人>》。压根儿没有想到，语文老师居然安排学习委员把四弟和刘同学的文章分别抄在学校走廊两边的黑板报上。打那以后，四弟就被同学们戏称为“批评家”。

四弟这种“直性子”伴随了他的一生。

在部队时，四弟是排长，凡是他认为违反原则和纪律的事，即便连长点了头他也坚决不干。转业到乡上后，他依然是个“犟拐拐”。心直口快，说话不会转个弯儿，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这种倔脾气难免得罪同事。有一回，四弟发现有个党员接近半年没缴党费，就去提醒他说：“老郑，你怎么不缴党费呢，听说你有半年没缴党费了。”人家心里不爽，直接给他怼过去：“我缴不缴党费关你啥子事？”四弟一听这话，也火了：“交纳党费是每个党员的义务，我是共产党员，有权利监督你，咋个不关我的事？”

当天晚上，肖书记喊到四弟说：“戴震，我晓得你是个直性子，热心肠。坚持党性原则是对的，但遇事要调查研究，看问题要一分为二，不能一根筋。”肖书记告诉四弟，老郑的母亲常年卧病在床，家庭确实有些困难。结果，四弟向老郑当面道歉，帮老郑缴纳了党费，还悄悄托人送给老郑的母亲几十元钱。

四弟的某些做法也的确欠考虑。比如，自从他转业到乡上后，乡政府的公共厕所都是他自愿打扫的，而且一扫就是好几年。义务劳动，本是好事，你做都做了，何必在厕所墙壁上写上“一三五，戴震打扫厕所”那几个大字呢？

后来，在四弟意外身亡之后，我才从一位副乡长口里知道，他题写那几个大字，不过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忘了打扫厕所而已。我恍然大悟，四弟要把交纳党费的事也写在日记里，不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么？

突然间，我为自己先前的奇怪想法感到羞愧。一个共产党员，缴纳了多少党费是可以计算的，但是，一个共产党员爱党的心，又怎么能够计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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